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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阵谨小慎微的夜半敲门声响了起来，我走过去打开门。金斯利人高马大，穿了一件米色的设得兰羊毛运动服，围着一条黄绿相间的围巾，塞在松垮翻起的领子里。一顶透着暗红的棕色翻檐帽拉得低过额头，帽檐下面，那双眼睛仿佛属于一头病恹恹的动物。

弗洛姆塞特小姐一起跟来了。她穿着便裤趿着拖鞋，上身是深绿色的外套，没戴帽子，头发泛出邪恶的光泽。她的耳坠是一对小小的人造栀子花，一上一下，一边耳畔花开两朵。随着她飘然而至的，还有“皇家吉勒雷恩，香水中的香槟”。

我关上门，示意他俩找位子坐，说道：“喝一杯也许有点用。”

弗洛姆塞特小姐坐在扶手椅上，腿交叠着，四下找起烟来。她找到了一支，随性地一挥手，点上烟，朝天花板一角露出冷冷的微笑。

金斯里站在地板中央，焦躁地虎着牙，恨不得吞掉自己的下巴。我走到外面的吃饭间，调了三杯酒，拿进屋来递给他们。我端着自己那杯坐到象棋桌旁的椅子上。

金斯利说：“你到底干吗去了？腿又是怎么了？”

我说：“一个警察踢了我。贝城警局送我的礼物。这是他们那儿的常规服务。至于我去了哪里——因为酒驾进了班房。看看你这副表情，好像我很快又要回去了似的。”

“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，”他说，“一句也听不懂。没时间开玩笑了。”

“行啊，不开就是了，”我说，“你听到了什么消息？她在哪儿？”

他一边拿着酒杯坐下，一边屈起右手手指，伸进外套。抽出来的是一只狭长的信封。

“你得把这个拿给她，”他说，“五百块。她想要更多，但我只能筹到这些了。我在一家夜总会套现了一张支票。不容易办。她必须出城。”

我说：“出什么城？”

“她就在贝城的某处。我不知道具体位置。她会在第八街阿奎罗大道的孔雀酒吧见你，或者那附近。”

我看了一眼弗洛姆塞特。她仍旧盯着天花板一角，好像就是出来兜风的。

金斯利摆手一掷，信封落在象棋桌上。我看了看信封里面。确实是钱。他的这部分话至少不假。我把信封搁在那张嵌有咖啡色和浅色镀金方块图案的精美小桌上。

我说：“她为什么不能取自己的钱呢？随便哪家酒店都可以用支票结账。大多数还能帮她兑现。她的银行账户被关了还是咋的？”

“没法详说，”他说，“她有麻烦了。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自己有麻烦的。除非广播里已经放出逮捕令了。有吗？”

我说不知道。我没什么空听警方发布命令。听活生生的警察说话都来不及。

金斯利道：“嗯，她现在不能冒险去兑现。之前没问题。可现在不行了。”他缓缓抬起眼睛，用我见过的最空洞的眼神盯着我。

“行吧，确实讲不通的时候也不能硬来，”我说，“那么她就在贝城。你跟她通过话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弗洛姆塞特小姐跟她通的话。她打了电话到办公室。当时刚下班，可海滨来的那个警察——韦伯上尉，跟我在一起。弗洛姆塞特小姐自然一句话也不想让她说。她叫她再打来。她不愿留下电话让我们打过去。”

我看了看弗洛姆塞特小姐。她的眼睛不再盯着天花板了，而是对准了我的头顶。她的眼神里空无一物，如同垂下的帘幕。

金斯利继续道：“我不想同她说话。她也不想同我说话。我不想见到她。我想莱弗瑞就是她杀的。韦伯看起来对此非常确定。”

“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，”我说，“他说的跟他想的都不一定在同一个层面。我觉得你妻子并不知道警察在找她。现在早没人听警方的短波电台解闷了。说来她后来回电了。然后呢？”